两汉虽承秦制，但因为宽以济猛的缘故，御下牧民的手段上却是宽宏许多。

　　当然，这种宽宏一则只是相较秦朝而言，二则西汉的宽宏只是一种姿态，东汉的宽宏却是一种无奈。

　　秦国对官吏的约束颇为严厉，甚至专门制定了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的《为吏之道》，突出规定了对官吏经管物资财产的法律监督，以杜绝贪污，若挪用公款，则以盗窃论罪，若通一钱者，则黥为城旦：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，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。

　　《秦简》中还明文规定了令曰勿为而为之，是为‘犯令，；令曰为之弗为，是为‘废令，也。

　　即秦律之中但有不允许臣民去做的事，一旦他们做了便属于违法犯罪，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惩罚，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，秦国还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，各以其罪罪之，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，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，也即保任连坐罪。

　　这一做法，历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，从某种角度上而言，也算是给后世历朝历代做了立法的榜样。

　　所以说连坐其实在之前便已有之，但在西汉时，虽然形成了以《上计律》《考功课吏法》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制度，单论制度完善上的确更胜前朝，但在处罚手段上其实已经轻微了许多。

　　针对贪腐最重者，也无非是主守而盗直十金，弃市。

　　西汉一斤金等价于一万枚五铢钱，即官吏贪污银钱十万以上才会被除以死刑

　　将这个量刑的十万钱和秦国的一个铜钱放在一起对比，就知道西汉有多么宽宏了。

　　至于东汉，就更宽宏了。

　　对贪腐的惩治无非是轻则免官流放，重则处以极刑。而这个极刑最多是犯者一人承受罢了，惩罚重者，如安帝初年的清河国相叔孙光贪腐案，也不过是禁锢二世，即叔孙光父子此后都不得出任任何官职。

　　就这惩罚力度竟然能列入东汉史书，似乎在当时人的眼里，禁锢二世已算是很重的惩罚了

　　后来居延都尉范郇也犯了严重的贪腐，多重不知道，反正史书记载是安帝极为愤怒，更下诏让三公在朝廷讨论如何定罪量刑，大部分都认为应该让范郇受到和叔孙光相同的惩处，结果太尉刘恺反对，提出按《春秋》一书的意义，善善及子孙，恶恶止其身，是要鼓励人们行善，如今禁锢赃官的子孙，恐怕会使善人受到牵连，这不是先王审罪量刑的精神。

　　安帝听取汇报之后，肯定了刘恺的意见。判决只针对犯人，不波及无辜的亲属。

　　所以天朝古代王朝中治法中极为明显的一个特点，连坐制度，起码在东汉是非常少见的。

　　但即便是最为严苛的秦朝，也无非是将罪臣抄家、流放，将其家人打入贱籍，至于专门给贪官的子女办理一个户籍，还要着书

　　请收藏：https://m.bqgcn.cc

（温馨提示：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，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）